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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德:周恩来的警卫员“找回”党员身份

时间:2018-11-26 09:59:18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点击

“何明德是共产党员,1939年是和我共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他确曾作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特此证明……邓颖超 1958年5月12日。”这是四川省通江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的一张由邓颖超亲笔开具的证明书。

何明德是什么人?邓颖超为什么要给他开证明?

何明德,四川通江人,1918年生,1933年1月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军北上到达陕北延安,历任班长、连长等职务。西安事变后,长期担任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

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后第4天中午,何明德刚吃完饭,中央苏区西北办事处联络处处长钱之光找到他,指着身旁一位正在扒饭的大胡子说:“你给那个老汉当几天勤务兵。”何明德点了点头。当天下午,这名“老汉”便带着他走进了西安市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

“周先生来了,欢迎欢迎!”张学良笑着走出来,老远就把双手伸出来了。此时,何明德恍然大悟:这名“老汉”原来就是周恩来。随后,从另一间屋子走出来的蒋介石,一脸沮丧地说:“今天见到了你这个真共产党员,我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啰!”周恩来一听便笑了:“我们不是来杀你,而是来商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两人边说边握手,随后开始谈判,一道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每天看材料、写文稿、会来客,忙到半夜12点是家常便饭。何明德与周恩来同处一室,平时主要负责打扫卫生、端茶递水等事务,遇到有人来访,就跑到外边警戒放哨。半夜等到周恩来就寝半个小时后,他还要四周巡视,直到住居周边安全无异常后才敢入睡。从那以后,何明德紧紧跟随周恩来,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警卫生涯。

1937年4月25日,经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周恩来率领何明德一行前往西安,准备与国民党就抗日事宜再次谈判。他们的车队刚刚进入延安南面几十公里外的劳山脚下,突然遭遇伏击。何明德听到枪声,立马跳下车门,拉起周恩来就往安全地带撤退,保护周恩来徒步向延安方向返回。

此事发生后,延安震惊了!毛泽东立即吩咐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骑兵驰援,同时要求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无论如何也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并与朱德、张闻天、李富春等人走出窑洞,一道站在延安南门外,焦急地等待周恩来一行返回。当天黄昏,夜幕沉沉、山色朦胧,周恩来等一行人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人已在河边的沙嘴头等了5个多小时。何明德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与周恩来热泪盈眶,热烈拥抱。随后经查得知,此事原来是当地土匪拦路打劫所为。

1938年10月23日,日寇大举南下,直逼武汉。武汉法国租界的八路军办事处,除了周恩来、何明德、邱南章和司机祝华,大部分人员已经撤往长沙。24日,日寇疯狂轰炸武汉,汉阳飞机场、武昌火车站未能幸免,沿江船舶几乎全都被炸沉。当天晚上,周恩来一行连夜出城,乘车前往沙市,路上遇到车辆抛锚的李宗仁、宋美龄等人,只好挤进周恩来、何明德的车内,一路赶到长沙市内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到达长沙后,日寇又逼了过来。办事处大部分人员再次迁往衡阳,周恩来和何明德等人则留了下来,等待最后撤离。

11月13日凌晨4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刚刚睡下,何明德正在外边站岗放哨,突然发现巷口火光冲天,一路国民党军背着汽油正在烧房子,他立即叫醒大家,带领众人撤离办事处,沿湘江而上,准备前往衡阳。慌忙中,一条水沟拦住去路,水面宽约二三尺,水深没过大腿。何明德立即俯身,先后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郭沫若背过水沟,然后一路顺坡而上,搭上一辆大篷车,有惊无险到达了衡阳。事后大家才得知,蒋介石当时为了延缓日寇大举南下势头,下令火烧长沙。当天晚上,长沙城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放火小组错以为是发出放火烧城的信号,于是一齐放火烧城,熊熊大火映红半边天,烧了三天三夜。此次火灾,引起中外舆论强烈谴责,蒋介石被迫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人,才勉强平息了事态。

从事警卫的生涯中,何明德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帮助周恩来等人化险为夷,自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迁往张治中公馆附近一座小楼后,他被推选为党小组长,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人一道过组织生活。周恩来经常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带头参加组织生活,哪怕有时无法按时到会,都会提前给何明德请假或留下请假条,说明缺席原因。何明德自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未离队回家探亲。

1942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告诉何明德,他将前往延安停留一个月,特批准何明德回家探亲。临行前,何明德恋恋不舍地把周恩来和董必武送到珊瑚坝机场。登机前,周恩来同志转过身来对何明德说:“你若在路上有紧急情况,就及时写信来。”

谁承想,6年生死相依,从此天各一方。1942年6月21日上午,重庆朝天门码头,何明德告别钱之光,回到老家四川通江县。回家后,国民党特务多次纠缠和盘询他,何明德说自己是在田颂尧部队当兵,并将田颂尧等人的模样、住处说得一清二楚。同时,他还将带回家的证件藏到悬梁顶,特务找不到他参加红军的证据,只好派人一直暗中盯着他。

那段时间,何明德到处东躲西藏,特务找不到他,将他父亲抓起来严刑拷打,声称不招供就杀他全家。万般无奈,家人只好变卖房屋拿钱赎回父亲。半年后,何明德三次踏上归队的旅途,但国民党关卡重重,加上没盘缠,只好半途而归。他心急如焚,也曾多次想给周恩来去信,可又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后来年龄大了,父母又逼着他结婚生子,他想回到周恩来身边的愿望就更加渺茫了。自那时起,何明德在家务农,从此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历任过乡武装队长、生产干事等职,但党员身份一直未得到当地党组织认可。

直到1957年10月1日,何明德将一封书信寄到国务院办公室请求确认他中共党员的身份,自此揭开了邓颖超为何要给何明德亲笔开具证明的谜底。

“……兹有本军重庆办事处卫士由渝至通江……给予通行……中华民国卅壹年六月卄日……”这是一张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开具给何明德回乡探亲的通行证书,连同邓颖超那张亲笔开具的证明书,至今保存在通江县档案馆,见证了一名普通战士从来不敢忘记自己就是共产党员这一特殊的身份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