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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元帅”罗荣桓怎样领导军事斗争

时间:2020-09-10 11:02:09    来源:    作者:    点击

     罗荣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匠,但他在军事工作方面也有很多建树,领导取得了许多军事斗争的胜利,展现了“政工元帅”出色的军事才能。

  从战略角度经营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背靠中原,南接江淮、北迫平津,与东北辽宁隔海相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枢纽,具有战略地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南进,国民党军仓皇溃退,山东局势一片混乱。为发展好这一重要根据地,党中央、毛泽东1938年底指令罗荣桓等去山东,领导打开当地的局面。

  当时各派势力犬牙交错,形势异常复杂,要靠为数不多的部队从战略上经营好山东根据地,首要的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为此,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提出了山东根据地“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空隙地带,由边缘地区插入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打,就是坚决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积极抗日的国民党军疏通团结,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罗荣桓领导部队积极争取地方开明抗日武装万春圃、孔昭同,团结驻在山东的东北军于学忠部,挤走顽固派县长李长胜,打掉反共的白彦地主武装,团结广大抗日力量开创了山东根据地的新局面。

  坚决打击日伪军,是从战略上经营好山东根据地的前提。对此,罗荣桓十分重视。他立足敌我形势,大力组织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先后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等文章,强调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边沿游击区大力开展游击战,反对过早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错误观点。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军民采用速打、速决、速走和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敌人过去了在后面打等方法,普遍开展“麻雀战”“车轮战”“地雷战”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建立坚强的人民军队,是从战略上经营好山东根据地的基础,罗荣桓为此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高度重视整训部队,要求严格教育,讲求实效,加强战士的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以及夜战近战训练。罗荣桓认为,军队的基础在连队,必须加强连队工作,“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这是他在红军时期任党代表时就获得的宝贵经验。在精兵简政中,罗荣桓注重保留骨干、充实基层,机关编制大幅压减,但部队得到充实,“精华”俱在。日本投降后,以这些整编的骨干为基础,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8个师,并向东北输送6万主力部队,成为保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和东北斗争主动的重要力量基础。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我军发展到30万,民兵达60万,控制了80余县,真正成为我军掌握下的重要战略基地。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评价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立足敌后斗争形势独创“翻边战术”

  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根据地不断被蚕食。罗荣桓认为,蚕食和反蚕食、“扫荡”和反“扫荡”的长期反复是敌后游击战的特点,而山东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按照十年内战时期打运动战的方法,将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此他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还有较大空隙时,由根据地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之“扫荡”。

  留田突围就是应用“翻边战术”的成功案例。1941年11月,日军调集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将罗荣桓等2000余人合围在留田一带。在突围方向上,大家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向东进入滨海根据地,有人主张向西进入蒙山,有人主张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而罗荣桓认真分析敌情后,认为向东要过沂河和沭河,可能钻进敌人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西面,临蒙公路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即使过了蒙山,也会成为日军和国民党顽军合击的目标,从而主张向南从临沂方向突围。山东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大吃一惊,仔细琢磨又觉得合情合理。临沂虽是敌人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抗日队伍不敢向其老巢前进,而敌人又集中到北部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该主张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入夜,队伍向南在敌人的缝隙中迂回穿插,果然发现敌人后方守备空虚,部队在高里折而向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德国进步记者希伯也在突围的队伍中,他后来把这次突围写成文章登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引起广泛关注。之后,“翻边战术”被作为军事原则得到广泛应用,使斗争一步步推进到敌人的心脏地区,为我军在山东敌后赢得战场主动权,逐步转入反攻起了重要作用,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在游击战争中灵活运用政治攻势

  1941年底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更多地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谋,企图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从政治上瓦解抗日力量。罗荣桓认为,分散性的游击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上的,要贯彻“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很好地将政治攻势结合起来。根据罗荣桓的这一指示,山东各地普遍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记一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红点可以赎罪,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宣传时,不断公布记录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坚决打击、镇压。各区还积极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进行“唤子索夫”运动,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宣传。仅在1943年,就瓦解伪军7000余人,建立了1000多个内部秘密关系,收到很好的实效。

  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罗荣桓还领导了对日军的争取和瓦解工作,组建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前者由被俘后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的前日本军人组成,后者由朝鲜反日战友组成,他们有些人还到过延安,经过学习又回到山东工作。他们经常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话;有时到边沿游击区“现身宣传”,讲我们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每逢日本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如樱花节),他们还给日军的据点送宣传品、慰问袋,以促进日军思家厌战。有一些日本战友在反“扫荡”中还拿起武器与我军一道奋战,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被称为“日本八路”,有力反击了日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