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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两次生死考验中走出来

时间:2021-12-29 20:51:4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    点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生死考验。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共产党人愈加坚毅与成熟,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刻,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革命新阶段,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据党的六大时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这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工农奋起的潮流被湮灭,仅剩些许火种。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呢?

紧急时刻,中共中央立即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务必要有自己的“枪杆子”,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真正的革命者是吓不倒的,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危急时刻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党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涓涓细流,终成大海。

方向既明,何惧路险。党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革命开始走向复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在各路起义军进攻损失严重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令起义各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毛泽东即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心先将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寻求立足之地,将部队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稳住阵脚,徐图再起。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有党委;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经济上公平。这就开始改变了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成为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巍巍井冈,成为革命的摇篮。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把红旗插到了罗霄山脉,开始恢复与重建地方县委,建立各县工农兵政府。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革命武装发展扩大。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迅速认清了国共两党的优劣,发展根据地,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会剿”。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善于总结斗争经验,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述,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为这是取得保存和发展革命的一条有效途径。后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开创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斗争经验。尤其是古田会议的召开,明确了思想建党原则和政治建军方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15个较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开展廉政建设、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政权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发挥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个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集结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负责人放弃了毛泽东、朱德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军事冒险方针,而当进攻受挫后又消极避战,终导致根据地不断缩小,革命再次出现新的危机。中央负责人博古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严峻的形势使党和红军内部更多的人认识到,务必尽快调整军事路线,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将有覆巢之危。

在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主要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认真开展了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尤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不仅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威,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成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改变了以往机械的军事打法,根据战场实际,敌变我亦变,在变化中寻战机,在战机中歼敌,时而声东击西,时而忽南忽北,即打即离,迂回跳转,纵横穿插于敌军之间,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作战部署,强渡金沙江,终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层层“铁桶”包围。

主力红军长驱数万里,翻山越岭、斩关夺隘,过草地、跨大河,风餐露宿、绝地求生,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最后奠基大西北。西北是中国革命全盘战略中的薄弱环节,三军会师于此,可谓是上策之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控制东北;后集结重兵越过长城,向关内进军,蚕食华北。国内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并推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新的危机中蕴含着新的生机,中国革命再次迎来新的局面。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遇挫弥坚,心怀革命必胜信念,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汇聚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在风雨兼程的复兴之路上,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